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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物,为何“巨变”?——中国现代设计的“物体系”的新发现

        作者:杭间2018-01-01 08:59:53 来源:中国文化报
        人和物,为何巨变?——中国现代设计的物体系的新发现

        《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

        曹小鸥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8年1月第1版

        1983年8月的北京光华路,本书作者曹小鸥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同学,与全班17 位同学聚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新生教室时,一定想不到这本《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中所列问题的复杂性,此时,这些1949 年以来中国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高等教育首届本科生的我们,应了那句套话: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个由著名艺术家、设计教育家庞薰琹呼吁并力主建立起来的系科,很快就遭遇了尴尬,20 世纪80 年代“破旧立新”,传统工艺的体制几乎在一夜之间瓦解,那些集体所有制的工艺美术工厂解散了,回家的手艺人技术还没有完全恢复(当年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的分工劳作使学徒们几乎不能完整掌握一门手艺),外贸体制还处在计划经济的余绪当中;而内需——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流行时尚大变,手提盒式音响、穿着喇叭裤的青年们已经将中山装送回农村老家,再也不需要传统手艺。但是,大学教室里,老先生仍孜孜不倦地讲着《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印染织绣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艺史》……积累欧洲工业革命发展成果的“现代设计史”课程却迟迟没有开设,因为没有人会教……而同时期,“八五美术思潮”却席卷体制内外,美术学院的年轻人也早已热血沸腾。

        一晃33年过去,全班17 位同学仍然在做工艺美术和设计研究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而埋头将这段亲身经历的设计与物质生活巨大变革写出来,并予以思想思考的,就更少。因此,当我以同班同学的眼光阅读小鸥的书稿清样时,当与她的写作一起回溯这将近40年来我们都“在场”的“城乡巨变”时,我才能体会作者与时代同行时的那种近距离思索的“艰难”和遥远展望的“忧愁”。

        中国现当代的物质生活变迁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物体系”样本,在传统与现代的剧烈交汇之际,要廓清它们变化的表象下的真相,是不容易的。我很欣赏《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的第一章以“设计”作为“现代启蒙”开始,这完全超越了通常的设计史视野,而将20 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置于“现代性”问题的整体之中。19 世纪末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最尖锐的问题,莫过于那些工业革命后进的国家认为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是落后的,因而要以追赶所谓的工业革命先进的“现代国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东亚几个国家在近代的先后变法维新就在此大背景下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思想界长期流于“观念”的层面难以深入,“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案例,往往局限于语言表述的曲折性,而忽略了那些由“现代性”带来的“生活苦痛”的最鲜活的方方面面。本书作者抓住了“设计”这个生活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由此回溯那些经由“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的变迁因由,显得尤为明晰透彻。

        《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的结构表面看来是一个“问题”史的结构,但细看可以发现其时间的内在关系,现代设计思想在中国当代的发展,“时间”发展的“逻辑性”,构成了发展的“历史”关系,而揭示这种“逻辑性”是何以发展的秘密所在。“设计与现代启蒙”的开篇,使中国现代设计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生活变革之中,建立了生活启蒙与宏观大历史的联系,但是,这种生活启蒙是弥漫性的、日常的,作为一部揭示设计思想史的著作,如果没有具体思想的线索的切入,就不足以说明问题。作者第二章选择了“技术美学”作为社会过渡时期讨论的话题,既符合问题发生的时间本身的节点,同时又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作为带着农耕社会浓重印记的中国人对工业文明伦理的最初疑惧,列入技术哲学的思考之中,书中所提出的“技术——生产力——设计”的关系公式,则超越设计专业本身,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建立了广义的联系。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仍然是“理论性”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萌变中,有哪个问题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者选择了“工艺美术”名词的分析,正如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对传统的叙述那样,作为“古物”的工艺美术有着人类远古的永恒性记忆,它虽然不断在发展中受到质疑和否定,但对于曾经生活方式的某种精神象征性,则在当代的发展中无可取代。这就是1990 年后“工艺美术”一度被“艺术设计”取代的本质所在。作者从历史衍变说到中国第一所现代设计学院的命运,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超越了作为这所学校校友的当事人的情感局限。

        这部“现代设计思想”的写作,是建立在目前专业学界“现代设计史”的写作尚没有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的,它的直接的后果是几乎找不到经过历史沉淀的“设计师”可以充当“思想”描述的“载体”,“现代太新,有许多事物等着指认”,思想史的写作难度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设计史不同于美术史,没有风格,也很难有属于设计师个人的经典作品,一个时代的物品流行成为时尚后反而很难持久,因此,人、物、场之间的关系微妙难言。作者抓住了“个人”“群体”“国家”这三个设计的主体,将它们分别对应为“个人——装饰”“群体——城乡改造、产业机制”“国家——视觉形象”,近40年来因改革开放而来的变迁在三大线索下跃然纸上,平民的诉求、群体的改善,共同折射出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与生活价值。

        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设计学”还非常年轻,它的对象过于庞大,以至于没有边界,无边意味着确定性的丧失,也无法总结特征,无法描述意味着“语言”的失语,这是可怕的。但《中国现代设计思想》以“设计的话语方式”单列一章,讨论“现代设计”在中国的语言方式,并指出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当代中国设计师从学习、模仿、消化到本土意识觉醒,并形成“东方设计”自觉追求的历程。语言的自觉正是中国现代设计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

        鲍德里亚于1968 年写作了《物体系》,他原本不是为了“设计”而写,但长期以来作为中国设计的理论思考所借鉴。虽然“物体系”的“物”指的是人造物品,但这个人造物不仅是单纯的“物”,而包含着主客体的关系,本真存在之物与实在之物,在主客体的往来中呈现着丰富的含义,既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也有作为文化符号的大众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场的这些功能化的物品中,“世界不再是赠予, 而是制品——它被宰制、操纵、册录及控制: 后天的获取”。鲍德里亚发现, 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操纵了一出“共谋关系”: 现代消费者自发地吸收了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即无限制地购买, 以便无止境地生产。同样,社会主义也以极大地促进消费为目标,只不过,前者的目的是利润,后者则回到人的生活。我想作者认真研究了《物体系》,并对鲍德里亚的观点对应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做了某种借鉴和扬弃,她发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和生产的复杂性,国家宏观的政策干预常常使物的生产回到理想主义的轨道,但显而易见,这种理想主义是以个人自由的某种丧失作为代价的,但资本生产与物的制造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因此,中国现代设计史仍然是世界现代设计史的组成部分,问题、矛盾、斗争、机遇、未来,中国与世界,尤其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相似性和万缕联系。

        从这个角度上看,曹小鸥的《中国现代设计思想》具有更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文章为《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序)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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