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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藏家的呵幻为真

        作者:叶康宁2017-08-13 11:43:42 来源:中国文化报
        书画藏家的呵幻为真

        夏山图卷 五代 董源 上海博物馆藏


        明万历四十二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嘉兴鉴赏家李日华在与朋友聚会时看到数幅“名盛而实不符”的假画,颇多感慨,于是提笔在其中一卷上写道:“此异代异迹,诚为异宝。然须俟异识归异人,措大不能有也。竹影破窗,金玉琐碎,恨不能呵幻为真,各饱馋意耳。”书画藏家妄图呵幻为真,以赝作代真品的例子屡见不鲜。


        项元汴是明代后期最重要的书画藏家之一,他喜欢在所藏书画上遍钤私人印记,故叶昌炽讥之为“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但由于他声名卓著,有他印记和题跋的书画常能售得厚值。项元汴曾在一幅传为米芾的《云山图》上题跋:“米南宫于画深自秘惜,世不多有,余平生所见,咫尺小幅,纸弊墨渝者,亦无几矣。而此卷长八尺,烟云变灭,气象暝晦。正与敷文《潇湘图》同一机杼,纸墨如新,真秘宝也。”然而米芾的画作是不超过三尺的,他在自着的《画史》中已有明白的陈述:“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既如此,项元汴手上何来卷长八尺的米芾画作?他是自愚还是想以之愚人呢?


        董其昌也是明代后期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他在传为董源的《秋山行旅图》上题跋:“北苑画米南宫时止见五本,予见所藏凡七本,以为观止矣。都门又见《夏口待渡》卷,吴阊泊舟,又见此本,皆世之罕物。”(米芾《画史》有记:“董源见五本。”)然而我们知道书画也是有寿命的,时间越后自然存世越少。加之靖康之难、宋元易代、元明交替,其间图书又蒙数次大厄,损毁不少。何以北宋的米芾仅见五本董源真迹,明末的董其昌却能家藏七本?董其昌真的自愚如斯?


        董其昌曾藏有一幅传为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并题跋:“宋时有无李论,米元章仅见真迹二本,着色者尤绝望。此图为内府所收,宜元章《画史》未之及也。石角有臣李等字,余藏之二十年未曾寓目,兹以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本出自文寿承,归项子京,自余复易于程季白。季白力能守此,为传世珍,令营丘不朽,则画苑中一段奇事。戊午夏五之望玄宰题。”可见这幅画董氏后来转售给了程季白。李成画在北宋时已极为珍稀,据米芾《画史》记载:“李成真见两本,赝见三百本。”到了明代,李成的作品更是几近绝迹了。董其昌十分推重李成,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既如此,他怎肯割爱《晴峦萧寺图》呢?与他颇多交往的汪珂玉有一段话揭开了谜底:“眉公《妮古录》:‘李成《晴峦萧寺》,文三桥售之项子京,大青绿,全法王维,今归董玄宰,余细视之,其名董羽也。’此录刻已久,岂玄宰未之见耶。乃玉林裱时,在戊午春矣,何又有此一番新话?”眉公者,陈继儒也。他与董其昌是密友,董其昌有时请人代笔作画,还托他做中介。他既然发现这幅画是董羽而非李成所作,定然会据实相告的。董其昌显然是明了底细后,将画作加上“臣李”等字,予以转售的。其愚人之举昭然若揭。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与之相佐证:“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最后出颜清臣书朱巨川告身一卷,方叹诧以为神物,且云:‘此吾友陈眉公所藏,实异宝也。’予心不谓然,周视细楷中一行云:中书侍郎开播。韩指谓予曰:‘此吾郡开氏鼻祖耶?’余应曰:‘唐世不闻有姓开,自南宋赵开显于蜀,因以名氏,自析为两姓。况中书侍郎,乃执政大臣,何不见之《唐书》?此必卢杞所荐关播,临摹人不通史册,偶讹笔为开字耳。鲁公与卢关正同时,此误何待言。’董急应曰:‘子言得之矣。然为眉公所秘爱。’亟卷而箧之。后闻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开字之曾改与否,则不得而知矣。顷韩宦滁阳,偶谈颜卷,予深悔当年妄发。”董其昌所携颜真卿《朱巨川告身》(陈继儒藏)被沈德符点破为临作之后,董请沈“姑勿广言”,并很快将这幅赝品转售“新安富家”。


        项元汴、董其昌都是世不一出的鉴藏大家,名重当代,他们为何自愚如此并进而愚人呢?


        盖明代晚期,有钱有闲阶层多有长物之好,“长物”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王)恭平生无长物”,意思是多余的东西。后来引申为并非生活必需品的闲适游戏之物。成书于1621年的《长物志》就是一本介绍闲适游戏之物的书籍,书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据何良俊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朋友聚会也常以书画斗侈,据王世贞说:“分宜(严嵩)当国,而子世藩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至,最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万历野获编》也记载董其昌与朱敬循常以书画相角,“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


        以书画斗侈之风一旦形成,就需要大量待售的书画作品。但前代书画存世极少。邓之诚在读《严氏书画记》时发现:“编中自晋及明,书画四百五十六事,羲之仅三帖,献之一帖,顾恺之、吴道子、李思训,皆各得一画。以严氏父子之力,何求不获,乃所有者仅此,为不可解,岂真传世者甚少耶?”当代书画也颇多赝品。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顾东桥以尚书考满入京,分宜(严嵩)请其宴,堂上挂吴小仙《月明千里故人来图》。公入堂,甫揖罢,昂首看之,大声曰:‘此摹本也,真迹在吾乡倪清溪家。此画甚佳,当求其真者。’严为色变。”吴小仙即明代画家吴伟,他的画作摹本竟堂而皇之地挂在权相严嵩家里,真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


        许多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据沈德符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名士张凤翼、王稺登都作伪谋生,更遑论他人了。这种大环境下,书画藏家“打眼”(一不小心卖到赝品)是常有的事,就连有“法眼”之称的文征明都不例外。据顾汝和说:“太史(文征明)曾买沈启南一山水幅悬中堂,予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予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打眼”之后,多数人会千方百计予以转售。从这一点来看,书画藏家与骨董商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王世贞说:“书画雅事,小一贪痴,便成商贾。”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秉性,贪痴之念如何能绝?


        经济学中有“博傻理论”。即投资者不必考虑物品的真实价值,即使它不名一文也可以高价购进,因为他已预料会有更大的笨蛋花更高的价钱买它。其实书画购藏也是如此,无论作品真赝,只要你能以更高的价格脱手,你就不是最大的笨蛋。


        清人徐余对这一现象洞若观火,一语中的:“前人笔墨伪者居多,古今赏鉴家受人欺者过半。然必多方掩饰,自矜目力胜人,彼以为假,我独识其真。盖自愚即可愚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诀也。”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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