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一个生活在德国的华裔艺术家。作为一个受到中国式教育，成长于中国土壤下的艺术家，受到欧洲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渐渐开始将关注目光从中国社会的“大我”，向进行自我认知和反思的“小我”过渡。总的说来，“三言两语”就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展览。
杨起说：“我所得益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使我从最初的自然感性到开知启蒙的理性，又从自悟中的理性上升到另一高度反思的感性过程中，感悟到存在这一哲理对于我个人的重要意义。”他的作品主题常常关注于人，关注于自身，关注于东西方社会中的自我反思。
记者问：为什么会开始抛弃“大我”，而转向“小我”？
德国是一片思想发源的热土，诞生了无数哲学界的巨头：康德、马克思、尼采、黑格尔、叔本华、莱布尼茨、海德格尔。。。。。六、七十年代，存在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给战后的欧洲人带来另一种思想的寄托。存在主义，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用杨起的话来说就是，“我即是我的存在。这个我是独一无二的我。因此， 探索我的存在意义，也是我在艺术上最希望得到的答案。不言而喻，通过我在艺术题材上对人和生活的兴趣，也加深了我对自身存在的认识。”他参与到德国新表现主义运动的思潮中，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新存在主义艺术家。
而艺术家得以保护自身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洁身自好。并且不妥协地和自身异化进行斗争。所以，我力求以我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个人自由绘画格调，来反映我对人生的感知。
因此，“一个人”的形象时时出现在杨起的画面中，他不再关注宏观的题材，更多注意到个人对社会、对周围生活的感觉，关注生活中最贴切、最微小、最不引人注意的事情。“一个人，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一个人’比较能体现我怎么样去注意自己，怎么样去把我自身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体现出来。”
记者问：色彩对于您有特定的含义吗？
从杨起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色彩斑斓的颜色，但在这明快色彩的背后，却似乎有一种不知名的力量，似乎与色彩无关。杨起说：“当艺术家开始关注自我的时候，常常对周围的季节、阳光、创作空间非常敏感，一部分色彩明快的作品，可能是在春天到秋天的时间段创作的。但是，这些色彩并不能说，‘明快’代表着创作时的喜悦，‘阴沉’代表着阴郁，必须从画面的整体上去体会。”从杨起作品中其实很容易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
记者问：装置《头》怎样理解？
“《头》表现的是人文世界的众相生，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与新存在主义的本体论有关。”这件作品所用到的材料，是德化白瓷塑造的人像，旁边是用木材制作的写着《道德经》文字的木架。将《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的命题，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件作品中，着同样也说明了，杨起对“一个人”存在本身的关注。“我作为生活在德国的一个华裔艺术家，东西方两种身份的碰撞，以及此次展览面对的观众身份的变化，包括我自身生活的变化，让艺术家个人的身份并不局限于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身的问题。”
用“三言两语”为题，因为我们存在的这个社会比较复杂，可以从行为、从理念、从思想等等很多方面去描述，但我更愿意用作品来说话，用三言两语来概括，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生命，生存，生活是我绘画的主题。纵使我的艺术是某种夸张的表现，只要我的艺术能人性地把来自现实生活的存在描绘得栩栩如生，那么我画笔下所有的男男女女，社会关系，生活气息，情感动态，喜怒哀乐，荒诞诙谐等等，便是我对人与社会的最好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