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某拍卖公司再次推出“最后一个中国画大师朱新建”专场，据说再创成交新高。“最后一个”，是引用原文，“一个”与“一位”，在汉语中是有微妙区别的，“位”表示敬称，“个”则只是表示数量而已，原文作者可能对此不太讲究。也有媒体称朱新建为“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的，将他抬举得很高。对朱新建的画，我没有研究，也没有兴趣，但隐约感觉，把朱新建捧上“大师”的宝座，似乎是离谱的。退一步说，姑且称他“大师”，也不能轻易断言“最后一位”。
地球不是到他去世的那天停转，他身后的日子长着呢，后面的事情谁能预料？何况，“最后一位”何其多也！
吴昌硕1927年去世，被惊叹为“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走了。或云“文人画最后一座高峰”、“文人画最后的绝响”。吴昌硕的大师地位是人们公认的，无法撼动，他这座高峰，后人很难再超越。2014年浙江美术馆策划实施了“西泠峰骨”西泠印社七任社长展览，坦率而言，后面的各任社长，在诗书画印综合造诣上，在中国画的成就上，都难以与吴昌硕等量齐观，吴昌硕堪称西泠印社“永远的社长”、“永远的旗帜”。从这一意义而言，说吴昌硕是“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谅不为过。
“最后”的含义大家都明白，就是此后再也没有了。问题在于，此后“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依然层出不穷。黄宾虹和齐白石都称得上大师，他们于1955年、1957年相继去世，生前都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称号，那时不流行称“大师”，传媒管理得比较严，又没有“自媒体”，所以似乎没有人称他们为“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但大家都清楚，在那个年代，“人民艺术家”的含金量绝对高于“国画大师”。
检索网络，查到有人称潘天寿为“继吴、齐、黄之后最后一位国画传统派大师”。这句话如果去掉“最后”，说得恰如其分。哪怕用了“最后一位”，也不算太过分，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画家可以望潘天寿项背，更遑论超越。就这一点来说，“最后一位”也说得过去。
此后“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依然不断冒出来，陈子庄被称为“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有权威评论家撰文认为“陈子庄是二十世纪艺术水平离黄宾虹、齐白石最近的，号之大师当之无愧”。陆俨少1993年去世，也被称为“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陈子庄和陆俨少确实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不过，不称“大师”，特别是不称“最后一位大师”，可能更好一些，无损于他们的艺术地位。
朱豹卿2011年去世，被人称为“最后一位浙派大宗师”，就不太科学、不太严肃了。朱豹卿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隐逸画家，但“浙派大宗师”这顶帽子似乎太大了一点、高了一点。
“最后一位”还有很多，比如季羡林，他身前再三撰文声明去掉“大师”的头衔，但身后还是被按上了“国学大师”、“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大帽子，以致引发了季羡林算不算“国学大师”的争论。朱德群2014年去世，被誉为“最后一位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最近炒得最热火的“最后一位文人画大师”，就是朱新建了。朱新建的画算不算“文人画”都值得商榷，何“大师”之有？
“最后一位”云云，都不是画家自己的意思，人已经走了，要种种虚名有何用？后人为何要动不动以“最后一位”来强调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呢？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是中国人向来有“谀墓”的传统，为死者说好话，说得再过分也没关系。古时的墓志铭，当今的追悼会悼词，都是满篇可歌可泣的事迹。二是为了自身利益，须知“谀墓”是有相当高的报酬的，连鼎鼎大名的韩愈，也以获取高额“谀墓之金”而出名。
现在动不动就炮制“最后一位”高调的，大都是门下弟子或藏家，“最后一位”抬得越高，他们获益越多。三是出于敬重，被誉为“最后一位”者大都确实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地位，获得了人们的敬重，出于爱慕、爱戴，说一些赞扬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管如何，慎言“最后一位”为好。一旦到了触目皆是“最后一位”，九泉之下“最后一位”熙熙攘攘如同赶集一般时，“最后一位”非但不值钱，反而不严肃，变得滑稽了。（作者系浙江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