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凉爽的天气是考古发掘工作人员的最爱。
在固原市原州区南塬寇庄北朝、隋唐墓地，悬挂着一条写着“曾经丝绸重镇，今日文化固原”的横幅，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朱存世带领十几名考古工作人员及当地农民，细致而忙碌地起挖一座大墓的封土。
“从钻探情况和墓制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隋唐墓，极有可能出土一批珍贵文物。”朱存世的判断，来自南塬墓地不菲的考古发掘业绩。
南塬一带赫赫有名的北周李贤夫妇墓地、北周宇文泰墓和隋唐中亚粟特人史氏家族墓地，曾出土了鎏金银壶、玻璃钉碗、白人骨架、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金覆面、蓝宝石印章等众多国宝级文物，皆与丝绸之路有关。
宁夏，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控扼着丝绸之路，留下了大量的世界文化遗产。
宁夏，一个丝绸之路想绕都绕不开的历史地理坐标。
中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宁夏一定能够担当起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的历史重任，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新宁夏。
信心之一来自于：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宁夏，曾为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交通枢纽、商贸大城、军事重镇、大唐国门——无法抹去的重要节点
走进固原博物馆，如同走进时间隧道，陆路丝绸之路蜿蜒千年。
陆路丝绸之路，从中国长安(今西安市)起步，经中西亚至欧洲，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途经27个国家，长8000公里，具有国际化意义。
学者通常把这条古道划成三段：东段，关陇河西道;中段，西域道;西段，中国境外。
东段关陇河西道又分为南北中三道，宁夏固原处于北道上：从长安经成阳县出发西北行，过乾县、彬县，沿泾水河谷北进，过长武、泾川、平凉，由瓦亭关北上固原。此后，沿清水河谷，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谷)折向西北经海原县，抵黄河东岸的靖远，过黄河达景泰县，抵武威，穿越河西走廊入敦煌，再至西域和中西亚、欧洲。
“固原是长安至河西走廊最便捷的丝路干道，可谓‘关中咽喉’。”宁夏社科院历史研究员薛正昌说。丝绸之路像一条汪洋恣意的河，人流、物流、资金流、思想流在往来穿梭。
交通要地必造大城。
汉代，丝绸之路刚刚打通之际，朝廷便兴建固原城，名曰高平城。
它由此成为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大唐国门，是丝绸之路上往来人们的乐园。
中西亚各国向长安、洛阳进发的使者，曾在固原驻足歇息。
南塬出土了6具白人骨架，彭阳海子塬和中卫常乐墓地也出土了疑似白人骨架。“可以肯定，有一群中西亚白人在宁夏生死病老过。”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在其著作中说。
他们是谁?
罗丰把可能的箭头指向中亚粟特人，“昭武九姓”之一的史氏家族。
固原隋唐墓地出土的6件史氏家族墓志，向今人展现着史氏白人当年的风采，他们大多是皇帝身边的人，有的给皇帝养马，有的给皇帝当翻译，有的给皇帝当保镖，有的帮皇帝管理外来宗教，有的垄断了丝绸之路的边贸生意……
史射勿、史索严、史道洛等墓葬中，出土了金覆面、金团花、金带扣、金带饰、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无不是六至七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稀有物证。
史射勿的祖先善于商贾，将大量的东罗马、中亚、波斯的货物带到中国。移居固原后，随着资产的不断积累，这些“胡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进入了上流社会。据史料记载，史射勿先后随李贤的儿子、二弟镇守、征战过。后来，史射勿成为骠骑将军，跟着隋炀帝下过扬州。
这样一来，李贤夫妇墓中陪葬刻记希腊神话的鎏金银壶、玻璃碗以及异域图样的金戒指就不足为奇了。
“固原土生土长的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和田弘，在丝绸之路沿线重镇担任要职，对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丝绸之路沿线商贸发展有过重大促进作用。”宁夏考古学者马建军说。
中西方文明：因碰撞交流而融合
李贤夫妇、田弘、史氏家族等北魏、隋唐墓地出土的为数众多的中西亚文物，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再现了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史氏家族墓葬手握或口含金银币及使用金覆面的葬俗，体现了其祖上在中亚的丧葬习俗，这一习俗至今仍在固原流传。
南塬墓地出土的北魏漆棺画中的环状连珠纹几何图像、餐饮图等具有中亚风格。
高鼻深目的欧罗巴白人形象多次出现在宁夏出土的中西亚文物上。鎏金银壶壶把上的高鼻深目胡人头像，不是波斯萨珊人，是中亚巴克特里亚人。南塬墓地出土的武士俑、壁画中的文臣武将高鼻深目、雄壮威猛，体现了鲜明的中西亚风格。
在固原出土的绿釉乐舞扁壶图中，七人均头戴蕃帽，身着窄袖翻领胡服，足登靴，是西域人形象。扁壶图中乐舞是比现在广场舞还疯狂的胡旋舞。
盐池出土石门上也雕刻着胡旋舞图：对舞的双人是西亚胡人，高挑的鼻子与深凹的眼窝洋溢着乐舞的快感。
与胡旋舞石门一起出土的盐池县唐墓群墓志显示，胡旋舞在武则天执政时就从中亚经固原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最流行的文娱艺术。
原州区南郊九龙山汉墓中出土了微型玻璃制品，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玻璃钉碗，北周贵族田弘及夫人墓中出土900多颗玻璃小珠等，学术界认为是从波斯等国进口的。
而南塬唐史耽诃墓中出土的小玻璃碗、喇叭形玻璃花、玻璃花结等，罗丰认为是当时罗马、波斯的玻璃制造技术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粟特人何稠等“高新技术人员”与中国官方合作经营中外合资项目：在中国开矿制造罗马、波斯风格的玻璃器。
中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宁夏段上碰撞与交流的最大手笔是，开凿须弥山石窟。
宁夏考古学者马建军的一段话值得分享：须弥山石窟自西向东，由远而近，各个石窟的固原本地民族特色越来越浓，外来影响则越来越淡。这一文化现象真实记录了由“胡貌梵相”转为“秀骨清像”、由“体态清秀”转为“魁梧强健”、由“厚重敦实”转为“曹衣出水”的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三次造型转变。须弥山石窟是其西方敦煌等泥塑石窟的“近亲”，又是其东方云冈、龙门石窟等石刻石窟的“远戚”，是“近亲”和“远戚”之间的媒介和过渡带。
信仰不同，比邻而安
南塬出土的一枚萨珊银币：银币正面为萨珊王侧面肖像。背面中央为祆教祭坛，两名祭司站立在祭坛两侧。
祆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南北朝时期，信仰祆教的中亚粟特人是丝绸之路的舵主，往来于东罗马、波斯、中国做丝绸换金银币的生意。
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YKJM33唐墓中出土的金箔制冠状饰物，也都有与祆教有关的新月托日图案。
史诃耽墓中出土一枚天蓝色宝石印章，凹雕着一只雄狮，雄狮身后竖着三杆，杆头上有含苞欲放的花蕾。罗丰认为，印章上的图案与祆教有关：雄狮是祆教崇拜物——太阳的代表，有花蕾的三杆是祆教中的生命树。
佛教文化东入中土，是逐渐随着外贸、外交途径沿着丝绸之路进入的。须弥山脚下的石门关，是北上大漠、西出陇右的丝路要道，自然受佛教文化洗礼。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秦及北魏、北周、隋唐佛教盛行，当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再度融合时，须弥山大佛便诞生在丝绸古道上。
蒙古军西征时，伊斯兰文明的天文、历法、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开城是成吉思汗南征宋朝的避暑行宫，也是安西王最宏伟壮丽的宫城，被马可波罗惊叹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元朝在丝绸之路必经的开城设立安西王府，并在六盘山地区大量驻军、屯田。汉人、蒙古人和中亚的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哈刺鲁等各部族迁徙至开城杂居，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安西王阿难答率10万将士皈依伊斯兰教，并在以开城为中心的六盘山地区繁衍生息，很快与当地其他回回人逐渐融合演变成为回族。
文物及史籍给今人描述着这样的情景：
沿着汉代开辟出来的丝绸之路，当满载着波斯、罗马奢侈品的驼队进入固原，瞬间便成为一个城市的中心。北周权臣李贤的家眷从中淘到了鎏金银壶、玻璃丁碗、西洋戒指等，北周大将军田弘家属从粟特商人手中收购了很多东罗马金币;驼队还从故乡给史姓、康姓、安姓等白人带来了信物，一件鎏金水晶饰品，或者一个喇叭型玻璃花……
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传教者、信仰者历经千难万险，赶集似地来到固原，寻找发展的空间。信徒们心中有各自精神世界，但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比邻而建却相安无事。信仰不同，并没有成为他们做朋友的障碍。
那群自西而来的白人，在宁夏歇脚或长住，传播信仰，积累财富，交流知识，留下文明的履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