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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人民,艺术的光彩就黯淡了

        作者:未知2011-11-28 08:28:34 来源:北方网
        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自22日开幕以来,文艺家、作家纷纷对文化强国建设献计献策,发表了不少精彩观点——


          时代呼唤真正的文艺大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自觉,知识分子应该先自觉,“先觉性”应该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当整个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当社会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给生活梦想。


          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生活具有矫正功能,起到提醒作用。之后国家就要接棒,要有一个宏观的文化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七届六中全会非常重要。在定下大方向的同时,一方面国家要有落实文化战略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执行层面要落实这些措施。政府要按文化规律来办事,不要把文化发展和政绩挂钩,不要太多和市场利益挂钩。”


          冯骥才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要有高峰,这个高峰彰显着这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能到达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文化信心。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应该有哲学大家、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家,把这些‘大家’托出来,而不是托那些‘娱乐明星’。国家的钱要用来养育金字塔这个‘尖’,国家要主动保护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精神的基因。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应属于国家文化战略里的内容。”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有耐心尽管中国电影已进入“百亿票房”时代,但在文代会代表、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看来,当前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仍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不增反降。2010年我国销往海外的电影为43部,是2004年以来中国电影海外销售部数最少的一年。去年北美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票房只有19万美金。另外,一些本着适应国际市场的电影在国内的票房却一塌糊涂,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严重脱节。最典型的是《功夫梦》,在国内创造的票房是5000万人民币,但在全球创造了3亿多美金的票房,相当于24亿人民币,当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总收入才35亿。


          尹鸿说,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复杂,除了创作水平、工业水平、制作工艺不足以外,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共享价值观。如果我们连自己人都还说服不了,怎么用一种文化说服世界。尽管我们也制作出不错的艺术片,甚至偶尔也能在国外获奖,但是跟日本《入殓师》这样的作品相比,不管制作还是创作我们都有明显瑕疵。中国电影的国际输出仍面临很大压力,一方面我们的电影工业还需进一步完善才能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要有现代文化的体系和环境,才会有现代电影的文化和现代电影文明,而现代电影文明一定植根于社会文明。所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还需要耐心,需要首先建构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电影文明。


          文学别老跟着影视跑 “我不知道是否有作家专门在为张艺谋们写作,但确实有很多小说暴露出向剧本靠拢的倾向。”在作代会的分组讨论现场,作家周大新提到了这样一个创作问题。作家周梅森的多部小说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可他却指出,“虽然小说与影视确有互补之处,但完全按影视作品的路数进行文学创作,只会对文学本身造成伤害。”他解释说,小说创作与影视编剧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差别,比如小说可以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但影视作品却无法详细展现这些内容;影视作品对故事的戏剧性要求很高,而且要不断通过对话来快速推动情节,这也与小说的要求相差甚远。


          参会代表中,梁晓声同时兼有作家和编剧的双重身份,他直言不讳地说,写小说和写剧本的思维惯式完全不一样,“《年轮》、《返程年代》就是单纯的电视剧本,我在创作时很清醒。”至于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的所谓“影视同期书”,作家莫言的态度更为直接:“读者没必要将其当作文学著作来看。”


          对莫言来说,照着电影来创作小说,曾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惨痛教训。上世纪90年代初,导演张艺谋曾邀请他创作了一个名为《白棉花》的小说。“写作这部小说时,我处处想着导演,忽略了对自身语言个性和自己对外界事物丰富超常感受的表达。”莫言说,这部小说非常失败,以至于张艺谋也放弃了将其改编成电影的念头。莫言由此明白一个道理:“作家虽然可以让他人改编自己的小说,但在创作之时,却一定要从写好小说出发。”周大新提醒说,影视作品的优势在于能够对当下的社会热点或现象进行快速反应,小说创作却并不适合与社会生活完全同步,“即使选定就某些现实类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也必须先进行实地观察和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再去创作,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没有作品,唱死了也没有用 “没有作品,唱死了也没有用。”坐在记者面前,一向对媒体说话谨慎的宋祖英,突然语出惊人,冒出了一句“胆大话”。


          今年,宋祖英一直忙着她的“2011魅力中国”巡演,用她的话说,这次巡演做得“很漂亮”。“以前一说个唱,就是港澳台,或者流行音乐,中国民族声乐这块应该说还没有。不是老百姓不愿意去感受中国的民族音乐,而是我们没有高品质的艺术产品去吸引他们。”宋祖英说,以前文艺演出更多地是由政府主办、企业出钱的“晚会模式”,但商业模式的运营改变了这一点,即政府完全不管,走市场化。


          “观众喜欢你,他们去看了第一场觉得好,就会口口相传,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买票来看,这就调动了文化演出运营商的积极性,而不再是‘有个什么演出要几张票’的概念了。我们今年尝试走市场路线,在保证演出艺术水准的基础上,把我们民族音乐的品牌宣传到各地。”


          对于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地举办过多场个人音乐会的宋祖英来说,没有人比她更渴望让中国的民族音乐“走出去”,但她清醒地明白,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只是刚刚起步。她说,“‘走出去’,是要让中国文化能够在一些主流国家产生影响力,要把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国际化的品牌打出去,并站住脚。说到底,还是得有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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