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考古学通俗读物《神、陵与学者》无疑最能让普通读者窥视、知晓甚至爱上考古学。但是，考古大发现时代氛围下的成功并不能复制，眼光向下的考古学成为了当下特定的社区和人群的诉求利器，读者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受体，转而成为考古学的主顾;职业考古学家也不再是客观知识的布道者，而成为特定的公众的同盟。
有感于曾经激发社会公众无限想像和激情，曾经作为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利器的考古学成为狭隘的职业考古学家的自说自话的圈子，美国考古学家萨波罗夫(Jeremy Sabloff)于1996年在被视为北美人类学最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上，面对着职业学者，谈论起了学者和非职业人士、考古学和社会的关系，并引用弗利兹和普拉格在1971年的论断，“如果考古学家不能证明自己的研究与社会休戚相关，那么社会也完全可以不再需要考古学”，他忍不住质问，“我们这个时代的克里姆呢?”
克里姆是谁?他不是考古学家，但是他是最能让西方世界的普通读者窥视、知晓甚至爱上考古学的人。他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考古学通俗读物《神、陵与学者》的作者。克里姆(C.W.Ceram)是德国记者马雷克(Kurt Wiheim Marek，1915-1972)的笔名。
《神、陵与学者》是一位身为考古爱好者的职业作家写给普通读者的读物，因此，这本书没有像发掘图坦卡蒙王陵的卡特一样，轻叹一声，“是的，我看到了绝妙的东西!”——传递出现场亲历感，但是职业作家挖掘轶闻趣事的能力和操纵文字的功夫让这本书看起来妙趣横生。
不过，普通读者心目中的畅销考古书籍作家克里姆却无法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其书一出，就有人批评这本书连“考古史话”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考古学史上若干个完全任意选择的激动人心的片段。在职业考古学家的扫射下，克里姆涉及到的环地中海、埃及、两河流域和中美洲的各章中，细节舛误几乎比比皆是。不少可以算是克里姆的常识性错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大师乌雷(Leonard Woolley)的名词被拼错为Arthur Woolley，碳14测年法的发明人威利被拼错为Billy。书中提及“1930年，卡特已经是接触过图坦卡蒙王陵的人中唯一幸存者”，这显然几近于荒诞地忽略了伽迪纳尔(Alan Gardiner)和布利斯蒂德(James Breasted)等大师都还健在的事实。但是，有的错误却很难归咎到克里姆一人，因为不少是当时的学术界的共识，此后才逐渐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阿玛纳遗址被当成埃克那吞的新首都。也有更深刻的批评直指克里姆的欧洲中心论。比如其参考文献显示，该书主要参考德文文献，英文文献仅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种。这虽然可以用克里姆写作之时身处汉堡来解释，但是历次修订，尤其是克里姆移居美国后，也未见书目有何变化。这也许不经意地流露出克里姆的自负心态，他几乎没怎么参考英文文献，尤其是整体性地忽略了美国考古学家们的贡献，这个陋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中神庙卷成为与事实偏差最大、见识最浅薄的一部分，因为中美考古学的进步完全依赖于美国考古学家的发现和阐释，而不是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自我吹嘘。还有的指责克里姆的写作道德问题。克里姆自述从1944年开始收集地中海文明的资料，而此时恰是第三帝国掠夺意大利古物最疯狂的时代。当然，也有学者纯属出于阅读和行文习惯，无法欣赏克里姆的偶尔插科打诨的风格，无论是施里曼还是商博良的故事都太接近神话，几近失真，将荷马称为“历史上最早的战地记者”也让人不悦。
不过，萨波罗夫对这类批评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嫉妒、冷漠和隔阂在作祟。与“错漏百出”的考古学普及读物相比，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职业考古学不仅自甘，甚至乐于和社会隔绝，而宣称保持学科的“纯洁性”和“学术性”。他提出警告，这种自我隔绝成功实现之日，就是考古学关门大吉之时。萨波罗夫认为，考古学的“学术化”导致考古学越来越成为游戏规则清晰的学院活动，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并不能帮助考古学家建立学术声誉，也无助于他们获得职位，甚至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而影响学术前途。
有趣的是，萨波罗夫十多年前对美国考古学的批评毫发不爽地适用于现在的中国。萨波罗夫认为他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也提出了至少听起来可信的解决办法。假如克里姆的写作让人不满意，萨波罗夫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改进思路：让职业作家掌握更多的考古学知识，或者让职业考古学家学会如何写作?萨波罗夫觉得后者显然更容易实现。于是，在那次人类学年会上，他大声呼吁职业考古学家们多多考虑现代社会如何认知考古学，考古学家需要冲破现代学术体制的束缚，不要预设性地诋毁考古学知识普及工作。让有文采的考古学家放下身段，学会讲故事，这样或可以传达正确的考古学知识，使考古学重新成为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
至此，萨波罗夫抛出的这个掷地有声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克里姆呢?”的用意便昭然若揭了。从诞生开始，考古学就不是自娱自乐的闲情雅致，也不是孤灯清影的绝学，而是属于启蒙思潮的一部分。早期的考古学无一不是以“启迪民智”为追求。因此，不仅产生了像克里姆这样广受追捧的考古学通俗读物作者，哪怕是最严肃的学术著作，如基德(Alfred Kidder)的《西南考古学研究导论》都写得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姑且不论克里姆的写作是否经得起职业学者的挑剔，在唤起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上，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萨波罗夫于是在演讲中倡导“行动考古学”，即职业考古学家们“行动起来”，担负起唤醒、吸引和教育公众的责任。不过，让人尴尬的是，奥援他的观念的职业考古学家本已不多，躬身践行的恐怕更少。在这点上，美国一点儿也不比中国乐观。
“行动考古学”几乎是萨波罗夫的独家词汇，更多的考古学家们使用“公共考古学”一语。简而言之，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家协调和社会的关系的话语方式。鉴于职业化考古学和社会越行越远，很多人相信，改善这一状况的办法是考古学家重新找回教育民众、传播知识的职能。的确，萨波罗夫已经有更心仪的“会写作的职业考古学家”了。例如著有《手铲的证言》一书的考古学家毕比(Geoffrey Bibby)。毕比是位经历极其丰富的职业考古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曾经当过英国特工，二战之后找不到考古学职业职位，只好去巴林的石油公司工作。就是这三年的经历，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未来的合作伙伴以及未来的事业立足点。毕比的考古发掘就是从巴林开始，最后竟变成一个多国项目。和历史上众多传奇性考古学家一样，他以考古材料证明了苏美尔传说中的人间天堂迪尔蒙(Dilmun)的确是中西交通上的一大都会。他于1956年出版的《手铲的证言》，是对考古学发现的欧洲和近东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全面回顾，既受学术界推崇，又得到公众追捧。《纽约时报》的书评编辑不吝辞藻地吹捧，“他的写作足以激励人们投身考古”。
中国也有类似于《神、陵与学者》的作品，甚至比克里姆更早。1949年后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任所长的郑振铎于1927年避难欧洲期间写作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该书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叙述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1930年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出版。1927-1928年，郑振铎利用欧洲各大图书馆的资源，写作或者准备了若干种著述的资料，《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仅是其中之一。其写作之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萌生，董作宾和李济先生甫受命开始发掘安阳殷墟，中国最早接受考古学训练的学生尚未崭露头角，《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也就算得上对中国进行考古学启蒙的专著了。郑振铎虽然于晚年出掌考古所，但并非考古学科班出身，相反，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的郑振铎是职业作家，从身份上看，他可能更接近于克里姆，而不是毕比。
在考古学知识的普及或者推广上，一直都有身体力行的公共考古学实践者。但是，为什么克里姆大获成功?如果克里姆生在今日，是否还有可能如此受欢迎?如果克里姆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话，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考古学?
认清不同的公共考古学的关系还得归功于萨波罗夫。这倒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应者寥寥的“行动考古学”，而是他在美洲考古学史上的一个目光深远的创见帮助我们辨识出公共考古学中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不同潮流。萨波罗夫是最早将库恩的“范式”概念运用到考古学史分期中的学者。在萨波罗夫和威利合著的《美洲考古学史》中，美洲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历史被分成为四个阶段，即玄想、分类-描述、分类-历史和阐释。《美国考古学》于1980年初版，这个分类方案一经提出，几乎成为所有地区的考古学史分期的母本。我们不妨借用他的范式理论，将公共考古学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向度、自上而下的公共考古学，公共是作为代议的公共，因此常常是国家、政党、主体族群等社会权威或者职业权威的化身。这种公共考古学的目的是如何引导公众认识和理解考古。无论是启蒙思潮，还是大发现时代的公共考古学都属于这个类别。第二个阶段是多元化、自下而上的公共考古学，公共是作为场域的公共，考古学成为公共场域的一个活跃因素。如阿奇逊(Neal Archerson)指出的，“公共考古学指当考古学卷入经济冲突和政治斗争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
在两个范式的思路下，我们应该能发现问题所在了。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公共考古学的面貌其实已经一变再变，甚至悄然发生范式转型了。克里姆无疑是第一个公共考古学范式中最好的代表，他们能敏锐地捕捉读者的喜好倾向，也有足够好的文字功力吸引读者。考古学读者的期许也很单纯，将考古学视为平凡的生活和世界中的一抹不平凡的亮色。正如克里姆所称，“我发现，考古学激动人心，充满了成就感。探险如影相随。浪漫之旅与学术自律和谨慎相伴。探索遥远过去的遗迹，蕴含了对地下面目的兴趣。如果冒险是精神和事实的组合的话，没有任何科学比考古学更具有冒险”。在这个范式里，考古学是隔绝的“客观知识”，是激动人心的“他者”世界的发现，是提升审美情趣和品味的工具。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充满骄傲感，自上而下灌输的。公共考古学的范式转型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更大的知识和思想运动的一个侧面。与公共考古学的新范式如影相随的是以生态博物馆为号召的新博物馆运动和关注草根阶层的社区考古学，而在这些潮流背后的是后殖民主义运动、六八思潮和多元主义带动的整体反思。公共不再是国家或者职业权威的虚拟而笼统的化身，而是转变成为无数个性鲜明的个体构成的总和。客观的、隔绝的、高高在上的国家话语的魅惑在急剧褪色，在考古学中，开始有人呼吁“自下而上”的态势。乡土历史记忆散发出前所未见的魅力，而眼光向下的考古学成为特定的社区和人群的诉求利器。读者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受体，转而成为考古学的主顾;职业考古学家也不再是客观知识的布道者，而成为特定的公众的同盟。女权主义考古学家斯佩克特尔(Janet Spector)原本循着白人男性考古学家群体设定的社会性别分工原则，在明尼苏达河旁的小湍流遗址发掘和整理，试图通过列举一些“家用器具”揭示历史上女性的存在。但是，她很快发现，“家用”暗含了男外女内、男主女次的贬抑意味，因此通过一件铁尖鹿角柄锥复原了印第安妇女自己的世界。她进而发现这种歧视是整体性的，并不仅见于性别之中，也同样存在于族群之间和“科学性”的界定之中，因此，她果断放弃了早已熟悉的“科学”考古学的写作模式，以女性视角、印第安土著视角和“非科学”腔调写作了《角柄锥的意蕴》，足以构成公共考古学新范式的代表作。
萨波罗夫对考古学的社会际遇和自身命运的诊断没有错，不过他开出的药方却不见得有效，因为，恰好在这里他忘了足以作为他的个人标志的“范式”理论。克里姆无疑是位空前伟大的考古学普及者，但是，考古大发现时代氛围下的成功并不能复制，我们不再关心下一个克里姆何时出现，因为公共考古学的风向标变了。
